说到古典美人，除了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。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的天生丽质外，还要有“美人在时花满堂，美人去后空馀床。床上绣被卷不寝，至今三载犹闻香”的芬芳体香。此外，精美绝伦的珠宝首饰也必不可少。
《杨贵妃》何苗
《陌上桑》中写少女秦罗敷“头上倭堕髻，耳中明月珠。”《孔雀东南飞》写刘氏新妇装扮一新，“足下蹑丝履，头上玳瑁光。腰若流纨素，耳著明月珰。”曹植《美女篇》中写“攘袖见素手，皓腕约金环。头上金爵钗，腰佩翠琅玕。明珠交玉体，珊瑚间木难。”
由此可见，古代佳人除了梳理发髻，还要在发髻上佩戴各种发饰；除了有姣好的容颜，还要佩戴色泽形状相宜的耳环配饰；除了有纤纤素手，还要佩戴价值不菲的腕饰，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陈柏言作品
首饰之用，首要为妆饰之用，为追求审美之用。因此，古代女子首饰的选择和妆饰多受到传统的审美观念影响。许多文人墨客都乐于描写夸赞女子所佩戴的精美首饰，甚至以物代人，将美人之美与首饰之美混为一谈。与大部分文人不同的是，明末清初戏剧家、美学家李渔，对女子佩戴首饰有着较为系统而理性的思考。他认为女子佩戴首饰，应该是“珠翠宝玉饰人”，而不是“人饰珠翠宝玉”。也就是说，所佩戴的首饰应该弥补女子的缺点、凸显其优点，而不应该是以满头的珠翠宝玉来夺取女子本来的光芒。
在李渔所作的《首饰》一文之初，他便指出：“珠翠宝玉，妇人饰发之具也，然增娇益媚者以此，损娇掩媚者亦以此”。女子用珠翠宝玉装饰头发，用得合宜就可以增加女子的娇媚，不合宜则会减损女子的娇媚。举例来讲，如果女孩子肤色不够白皙，而且头发颜色发黄（“面容欠白，或是发色带黄”），那么佩戴珠翠宝玉就能让自己“光芒四射”、“肌发改观”。这样做的原理就是“玉蕴于山而山灵,珠藏于泽而泽媚”。也就说，把宝玉藏在山中，这山就愈加灵秀，如果将宝珠藏于水中，水就显得愈加柔媚。
那么与此相反，如果让“肌白发黑”的美人满头戴满翡翠金珠，则使人只看得到这些金银装饰，而看不到美人本身了。这就像是“花藏叶底，月在云中”，明明是姿色过人可以展示给别人看的，反倒故意藏起来自己的头脸。如此一来，明眼人看得出她去掉这些繁琐的妆饰才是真正美丽的（“使去粉饰而全露天真，还不知如何妩媚”）。但遇到那些只看外表的皮相之流，只会关注她满头的“妆饰之离奇”，看不到她“姿容之窈窕”。
“戴珠顶翠”不仅学问渊博，而且十分繁琐，女子如果整日戴满饰品，则简直是“终身修苦行”。所以李渔认为，“女子一生，戴珠顶翠之事止可一月，万勿多时”。既然女子一生中好只戴珠顶翠一个月，那么这一个月一定是女子一生中重要的时刻：婚嫁之时。“所谓一月者,自作新妇于归之日始，至满月卸妆之日止。”结婚这一个月内，父母亲全力操办婚礼，公婆家也不惜余力地聘娶新妇，如果不够“艳妆盛饰”，就不能安慰他们娶媳嫁女的心情。
一旦婚后满月，日子回归平淡，就不需要满头珠翠，艳妆盛饰了。日常女子的妆扮，“一簪一珥，便可相伴一生”。
至于这“一簪一珥”的选择，也是丰俭由人。有钱人家的女子，可以多买一些“金玉犀贝”簪，每日换着花样妆戴，“或数日一更，或一日一更，皆未尝不可”。穷人家的女子，如果买不起金玉簪的，可以用骨角簪代替，“骨角耐观，制之佳者，与犀贝无异”。不过千万不要买铜锡簪，因为铜锡簪戴上不甚雅观，还会损害头发。
女子的发簪“相伴一生”，因此常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比如夫妻爱人间会赠送发簪，以做定情信物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写，“惟将旧物表深情，钿合金钗寄将去。钗留一股合一扇，钗擘黄金合分钿。但教心似金钿坚，天上人间会相见。”写的就是唐玄宗思念杨贵妃，拿起当年的定情信物金钗睹物思人。“但教心似金钿坚，天上人间会相见”，将以黄金制作的钗作为比喻，希望一对爱人的感情坚贞不渝，早晚得以重逢。
金钗贵重，显得情谊贵重。而普通人家只能以较为低廉的簪子代替，比如玳瑁簪。汉乐府诗《有所思》中写，“有所思，乃在大海南。何用问遗君，双珠玳瑁簪。用玉绍缭之”。讲的就是一位少女，要送给给自己所爱的人一只装饰有珍珠和玉环和玳瑁簪。如果没有玳瑁簪，还有竹簪木簪等。张九龄在《答陈拾遗赠竹簪》中写有“遗我龙钟节，非无玳瑁簪。幽素宜相重，雕华岂所任。为君安首饰，怀此代兼金。”意思是陈子昂赠我竹簪也是一样的情深意切。
那么贫民女子则只能佩戴“荆钗”：“蓬鬓荆钗世所稀，布裙犹是嫁时衣”、“平生不识绣衣裳，闲把荆钗亦自伤”、“无端忽听邻家语，笑整荆钗独闭门”，等等。
发簪除了材质，颜色的选择也重要。李渔认为，“簪之为色,宜浅不宜深”。因为发簪要戴在黑发上，所以“玉为上，犀之近黄者、蜜蜡之近白者次之,金银又次之,玛瑙琥珀皆所不敢”。
发簪应有一定形状，比如打造成“龙头、凤头、如意头、兰花头”之类的形状。
此外，发簪要结实自然，不要细琢；要与头发相依附，不要翘起来像要跳起来一样。簪子就是用来压着头发的，所以说“服贴为佳,悬空则谬矣”。
前文中“一簪一珥”，接下来就要讲“珥”的选择和审美。李渔认为，“饰耳之环,愈小愈佳,或珠一粒,或金银一点”。耳饰应该小巧精致，但如果和“盛妆艳服”相配，则可以稍微大一些，但也不过分。
耳饰的选择除了要小巧，也要做工精致“当约小其形,复宜精雅其制”，千万不能像古代缨络的样子。“时非元夕,何须耳上悬灯?”又不是节日，何必在耳朵上挂灯笼呢？
装饰云鬓的除了“一簪一珥”之外，当属时令花朵妙。那些珠翠宝玉与时花相比，“非止雅俗判然，且亦生死迥别”。不仅是雅俗之分，还有生机盎然和死气沉沉的迥然分别。花朵与美人总是形影不离的，比如《清平调》中那句“名花倾国两相欢。”名花与美人“两相欢”，就说明两者互相爱慕喜欢，那么自然而然这气质相同的两者“正当晨夕与共者也”。
《簪花仕女图》部分
那么李渔有多推崇女子簪花呢？从他评论汉武帝的“若得阿娇，贮之金屋”可以窥见一斑。李渔认为，汉武帝如果得到阿娇为妻后，金屋可以不设，但“药栏花榭则断断应有，不可或无”。由此可见，李渔认为，美女佳人可以不以金银点缀，但不能不以花朵妆扮。
关于古时女子簪花的习俗，许多诗词中有记载。比如明末清初郝璧曾写《广陵竹枝词》，其中有诗句“花衫女子翠缨罗，珠帽儿童响玉珂。各带迎春花鬓侧，行人绮陌踏春歌”。
富贵人家如果娶了丽人，就应该“遍访名花，植于阃内”，让家中丽人和名花“旦夕相亲”。丽人身边遍是鲜花，早起簪花时候可以随心选择，随便一簪就漂亮，就像那句“名花倾国两相欢”说的一样（“晨起簪花，听其自择，喜红则红，爱紫则紫，随心插戴，自然合宜，所谓两相欢也。”）。
寒素之家如果娶了一位美妇，如果房子旁边有空地，也应该给她种些花草，“以备点缀云鬟之用”。家境贫寒的话，其他地方可以稍微节省点，但美妇簪花这件事情则不可节俭。
为什么说无论家境富裕还是贫寒都应该给家中丽人准备鲜花呢，因为其一，“妇人青春有几？” 其二，“男子遇色为难。”既然女子青春短暂，男子一生中又难得见到如此美丽的佳人。那么如果“不得一二事娱悦其心，不得一二物妆点其貌，是为暴殄天物，犹倾精米洁饭于粪壤之中也”。就是说，男子不想办法让佳人开心，不准备一两件饰品妆扮她的容貌，那简直是暴殄天物。
如果家中赤贫，连一点地都没有的话，那就应该“乞诸名园”或者“购之担上”，去别人家花园里要一些鲜花，或者在别人那里买几朵回来。“即使日费几文钱，不过少饮一杯酒，既悦妇人之心，复娱男子之目，便宜不亦多乎?”买花花费的几文钱，也不过是男子少喝一杯酒的事情罢了。这样使得女子开心，男子看着妻子簪花也赏心悦目，这样也是很合算的。
簪花风俗催生了古代的花卉市场。古时各地都有出名的花市，比如《梦粱录》中记载，宋朝临安官巷的齐家和归家花朵铺都有名。
如果买来的鲜花无法保鲜，那可以去买苏州人做的象生花，也就是假花。假花虽假，但“穷精极巧，与树头摘下者无异”，而且只要几文钱，买一朵可以用几个月。除了通草做的假花，还有绒绢做的假花，但价格是通草做的好几倍，还比不上通草做的精致逼真。假花虽然逼真，但“花象生而叶不象生”，为了让叶子也更逼真，可以把假叶取掉，换上真的叶子。这样虽然是假花，但花和叶都栩栩如生了。
李渔文中所提的“象生花”，就是制花业的产品之一。古时因为鲜花受时令节气限制，所以出现了制花业，专门制作象生花、通草花、绒花和绢花。
簪花时颜色选择也重要。“白为上,黄次之,淡红次之,忌大红，尤忌木红。”关于红色的审美，李渔一改传统对红色的喜爱，多次提到红色的禁忌。除了《首饰》中“淡红次之,忌大红，尤忌木红”和“以村妇非红不爱也”，还提到“红紫深艳之色，违时失尚，反不若浅淡之合宜”。
李渔既然不喜欢红色鲜花，那么他对玫瑰的排斥就可以顺理成章了。李渔认为，玫瑰虽然香气扑鼻，但“色太艳”，因此只适合藏在发髻之下，暗暗地飘散香味，而“勿使花形全露”。因为一旦所簪的玫瑰花花型全露，这簪花的女子就看起来像村姑了，因为众所周知，“村妇非红不爱也”。
相比玫瑰来说，李渔认为茉莉和珠兰花更适合簪花。只可惜珠兰花不是哪里都能找到，令人遗憾。
历史记载，古时不仅女子簪花，男子也簪花。尤其宋朝时期，男子簪花已成风气，从皇帝到平民百姓，男子都有簪花习惯。甚至宋朝皇帝还将赠花给大臣簪戴当作一种赏赐，由此一来，男子簪花风气日胜。《宋史-礼志》记载，“酒五行，预宴官并兴就次，赐花有差。少顷，戴花毕，与宴官诣望阙位立,谢花再拜讫，复升就坐。”意思是皇帝在酒宴上以官阶高低为依照分别赐百花给百官。此后，男子们纷纷乐于簪花。周辉的《清波杂志》中还记载了宋朝“四相簪花”的故事。“四相簪花”的故事讲的是在扬州，韩琦的衙门里开了四朵芍药，韩琦便邀请王珪、王安石和陈升之来家中宴饮，并在席中四人分别簪花。后来这四位簪花人都官至宰相，所以这段故事就流传至今了。
男子簪花图
女子妆扮的首饰，除了珠宝头饰，还有假发。李渔觉得前人常用的“牡丹头”、“荷花头”、“钵盂头”都是奇形怪状，应该废除的。当下应该学者使用假发作出云龙等造型。
关于发型，李渔在《修容》中曾写到对“高髻”的不喜之情：“楚王好高髻,宫中皆一尺。…髻至一尺，袖至全帛，非但不美观，直与魑魅魍魉无别矣。” 在《首饰》这篇文章中，“牡丹头”、“荷花头”、“钵盂头”大类上都是高髻的一种，因此李渔同样不以之为美。牡丹头早流行于苏州，有诗写“闻说江南高一尺，六宫争学牡丹头。”牡丹头的具体样式可以从董含的《三冈识略》中窥见一斑：“为诸生时，见妇人梳发高三寸许，号为新鲜。年来渐高至六七寸，蓬松光润，谓之牡丹头，皆用假发衬垫，其重至不可举首”。“其重至不可举首”中可以看出，牡丹头发式高大，且颇为沉重。钵盂头是牡丹头的一种变体，具体样式可以参考叶梦珠《阅世编》的记载：“崇祯之间，始为松鬓扁髻，发际高卷，虚朗可数，临风栩栩，以为雅丽。”“然高卷之发，变而圆如覆盆，蝉鬓轻盈，后施缎尾，较美于昔年。”
古代女子多以乌发云鬓为美，因此无论贫富，女子多以首饰装点云鬓。但是这些“妇人饰发之具”的选择也是极有学问的。如果选择合宜，那么首饰就会为女子“增娇益媚”，如果选择不合宜，就会“损娇掩媚”。在《首饰》这篇短文中，李渔系统阐述了自己对女子首饰的看法与审美，虽然受到历史局限，不免有偏颇之处，但李渔能一反传统对女子“细腰高髻”的不合理审美，转而建议女子去“妆饰之离奇”，存“姿容之窈窕”，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